《中国妇女报》刊发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》书评
发布日期:2021-08-11    文章来源:总社    点击量:157    分享到:

  8月10日出版的《中国妇女报》,刊发了由崔建华撰写的书评《性别视域古史研究的开拓与启迪》,向读者介绍并推荐总社新书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》增订本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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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评全文:

性别视域古史研究的开拓与启迪

崔建华

  进入21世纪,性别研究渐成显学。王子今先生所著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》(增订本)在2004年初版的基础上,补正旧文,增益新知,可谓从性别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。该书厘清、疏证了大量与性别史相关的简牍史料,并借鉴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,为古史性别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;同时,该书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,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。

  进入21世纪,性别研究渐成显学。面对新的学术趋向,有史学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,性别研究也是史学研究应当开拓的新领域。而王子今先生所著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》,便是这一学术自觉的重要成果。该书初版于2004年,此后十余年间,作者一如既往地心系古史性别研究,补正旧文,增益新知,最终推出了增订本《古史性别从稿》(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,以下简称《丛稿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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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既博且专”的史料应用

  作为性别主题的史学研究,古史性别研究首先需要厘清可以应用的史料范围。《丛稿》以秦汉史为学术基盘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方言》《风俗通义》等秦汉历史的传世文献,自然是《丛稿》撰著的基本史料依托。不过,这些文献并非秦汉史的独门秘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《丛稿》第三部分“简牍性别史料研究”,无论是对性别史相关简牍史料的疏证,抑或是利用简牍材料所进行的性别史分析,更能体现出秦汉史学者对古史性别研究的独特贡献。

  此外,《丛稿》关注的史料并不仅仅局限于秦汉史领域。在初版序言中,高世瑜先生曾赞许作者“既专且博”。尽管高先生指的是作者在秦汉史之外,对性别史等“史学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”,实际上,就作者开展古史性别研究的史料广度而言,“既专且博”的评价亦是适用的。《丛稿》第一部分“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”,将女娲、盐水神女等崇拜对象作为讨论的话题,话题本身既超越了秦汉时代,关注的史料也因而有了更长的时间跨度。第四部分“文学性别史探讨”,则直接从小说、影视、驿壁题诗、竹枝词当中发现值得探讨的性别史问题,史料形式更为多样化。

  在坚守中开拓的研究路径与视角

  在研究路径上,《丛稿》总体上坚守了历史学实证原则,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称谓、名物等概念性表述的高度敏感与尊重。

  由于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,古人使用的一些概念往往难以为今人理解。《丛稿》用力颇深,尤其是在简牍性别史料研究中,称谓考证的分量尤重。比如张家山汉简所见“偏妻”“下妻”“叚大母”,走马楼吴简所见“寡嫂”“孤兄子”“姪”“姪子”,如果没有对这些概念的考证,今人很难知悉秦汉之际、孙吴时期真实的家庭结构与家族内部关系。而在传世文献的考察中,《丛稿》亦不乏称谓考证的绝妙之笔。比如“秦娥”称谓,作者注意到《方言》卷二曰:“吴有馆娃之宫,秦有  娥之台。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”,由此意识到“娥”字是反映特定地域审美意识的“语言标本”。进而结合《文选》注引《方言》曰“秦俗,美貌谓之娥”,作者推断,《方言》的两种版本“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包括语言习惯在内的‘秦俗’在一定历史时期向东发生扩展性影响的情形”。借助称谓所反映的语言习惯来观察秦文化的扩展,这种以小见大的认知方式极具借鉴意义。

  概念考证之外,对多学科研究方法、视角及观点的借鉴,亦是《丛稿》的显著特点。作者常通过自身熟悉的交通史视角来认识相关问题。比如关于女娲故事的传播路径,作者认为“反映社会信仰的文化存在,往往与交通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”,进而发现平利、蓝田两地的女娲信仰遗存“共处于以子午道为主干的南北向交通系统之中”,而平利、竹山两地的女娲遗迹则“共处于与子午道大略相垂直的东西向交通系统之中”。关于汉代嫘祖传说,作者则注意到“嫘祖好远游”与祖道交通习俗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  《丛稿》还大量吸收了民俗学、宗教学的研究成果。比如相关记载表明,在春秋时期,国君观看女巫表演被认为是非礼之举。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观念,《丛稿》引述了美国学者对庆典社会功能的分析:在庆典当中,“阻隔人际交往的差异、等级藩篱暂时拆除”“从而周期性地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”。但另一方面,身份差异、等级藩篱的拆除,对现行秩序也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”。受此论启发,作者推断国君观看女巫表演之所以被视为非礼,应当在于此场景对通常社会秩序所具有的“一定的危险性”。在全民狂欢的气氛中,“独身女子‘巫儿’的活跃,必然会形成‘妖冶喧阗’形势,从而导致对正常道德秩序的冲击”。《丛稿》在认识战国秦汉时期女子为巫现象时,还参考了学界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研究,以及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妓女求雨故事的比较研究。不同民族、不同国度之间相似文化现象的比较,无疑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现象本身。

  对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新启示

  可以预见,《丛稿》将在史料拓展、研究方法上给读者以诸多启发。同时,《丛稿》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,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。

  比如关于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问题,此前学者倾向于认为没有立皇后。但作者于2005年指出,“秦国王后们的事迹不见于史书的记载,这可能和秦的文化传统有关。”依照秦国的传统,干政的女性多为太后,“大概王后不能参与政治”“秦始皇大概继承了这样的传统,因此秦始皇的皇后在史籍中的沉默,是自然的事,似乎并不构成什么‘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’或者‘古今大谜’”。况且,从方法论上讲,“我们似乎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始皇皇后的事迹,就断定‘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’”。尽管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结论,但反对“秦始皇始终没有设立皇后”之说的立场是鲜明的。

  再如《丛稿》对南宫公主婚事的辨析。在十几年前的热播剧《汉武大帝》中,南宫公主和亲一事被大事渲染,编剧的意图在于突出和亲政策对汉武帝造成的精神冲击,从而将其作为汉武帝决意打击匈奴的重要原因。但王先生经多角度的审慎考证后指出,根本不存在南宫公主和亲一事,“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,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于是决心复仇,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”。汉武帝的匈奴政策究竟为何转守为攻了呢?既然帝王感情受创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,那么,从帝王成长经历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,是否还有挖掘的余地?比如建元年间两次对越战争的有征无战,对汉武帝认识汉匈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?在王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就此类问题进行思考,对推进汉代政治史研究必定有所助益。

(作者单位: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)